导语

数字人民币不仅有助于改善中国现有金融支付体系的数字化水平，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也将深刻影响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普惠性发展。当下，数字人民币发行和落地工作正加速推进。数字人民币（DC/EP）项目在设计理念和方案选择上与美国、欧洲等所谓纯CBDC标准和原则并不一致，其实质上是合成CBDC（synthetic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sCBDC）。立足中国国情和金融发展现状，兼容现有技术和管理体制，数字人民币系统在技术和运营设计上采用的是动态竞争和多方案的双层架构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处于第一层，第二层参与者目前主要包括商业银行、电信营运商（如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等）、互联网电商与支付平台（如蚂蚁金服、腾讯微信支付、京东、苏宁等）等BigTech型平台公司，实现相互协调，合作共赢。

处于数字人民币第二层的参与者具有强大的金融科技水平， 同时也具有很强的动力抓住数字人民币发展机会促进自身发展。这也是数字人民币在技术和运营上采用双层结构体系，动态演进的关键所在：首先，可以充分利用商业银行和互联网平台等人才、技术和市场优势整合资源，促进创新，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开发和共同运行，提高数字人民币信任度；其次， 有助于分散和化解技术、资金和市场等各类风险，避免风险集中；再次，双层架构有助于避免金融脱媒可能对商业银行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现行金融和货币体系稳定运行，从而实现金融与科技的融合与协调发展。

数字人民币的发展优势

数字人民币应运而生，其发展动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需求和供给方面因素，顺应金融监管改革的脚步，有力对冲私人货币无序发展；也是在当前波谲云诡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和金融环境，促进和保障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跨境支付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

在需求方面，数字人民币（数字支付）诞生既是以电商平台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结果，也体现着数字经济在货币领域寻求突破的客观诉求。

在供给方面，数字人民币是金融科技推动金融体系数字化转型和现金领域货币核算精准化的重要战略一环，也是货币形态从实物形态向数字形态转化的必然趋势，将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于数字人民币（DC/EP）项目动态竞争和多方案解决的双层技术运营架构之中。

在金融监管方面，数字人民币零售端试点全面推广后将成为承载交易数据和信息的核心金融基础设施，也将为监管部门提供消费金融、反洗钱监管等基础数据。同时，数字人民币发行有助于释缓私人数字货币市场无序发展的风险，提高金融系统稳定性。由于数字人民币在设计上具有可控匿名性，各类非法金融行为都可以及时得到禁止或通过溯源方式找到金融违法源头，保障金融和经济体系稳定发展。数字人民币部分取代私人数字货币流通与交易，既缓解了数字经济环境下金融监管压力，又可以防范金融过度创新风险，防止过度投机行为。

在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跨境支付方面，数字人民币既可以成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也可以为有关国家规避美国、欧洲等利用自身控制的国际支付和清算体系对国际经济和金融活动实施无理监控和长臂管辖提供可能。随着数字货币（包括法定数字货币和私人数字货币）的出现，以数字货币为核心的新型数字化金融基础设施或将削弱美元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实力和主导地位，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动力和机会。

总之，数字人民币顺应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经济、金融结构升级和数字化转型的客观需要，这是推动数字人民币发展最坚实的基础和保障。在目前试点阶段可以看到，数字人民币发展在制度保障、场景落地和发展路径上具有显著优势。

制度保障优势。与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代表全球私人资本利益根本不同，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决定了中国的货币与金融系统代表的是公众和社会利益，这是推动数字人民币发展的最重要制度保障。中国人民银行早在2014年就着手研发数字人民币，同时在数字人民币设计方案上果断决定，首先选择对社会和公众具有更大潜在收益的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这有利于提高货币金融领域服务效率，扩大金融服务范围，更好地促进金融包容性和普惠性；同时，央行以此加强自身对货币体系的管控能力，更好地实现金融稳定。数字人民币在坚持公共部门主导，维护国家货币主权的基础上，以人民币数字化为契机和抓手，积极参与全球金融、货币体系数字化转型与升级建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实现合作共赢格局。

惯性与场景优势。2020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陆续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和冬奥会场景启动数字人民币试点和测试工作。2020年8月，中国商务部发布《关于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截至2020年8月底，数字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共落地试点场景6700多个，覆盖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领域。数字人民币加速推进，巩固了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惯性和场景优势。多年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发展培养了中国居民的非现金支付习惯，居民已经习惯于这种不带现金的便利化支付手段。2019年，我国移动支付占个人消费支出的比重已超过60%。2020年，我国移动支付的人数占总人口的近60%。目前，中国央行正在进一步拓展诸如跨境、跨机构支付和清/结算等应用场景，充分发挥大型科技公司诸多场景优势。

技术容错优势。在数字人民币系统双层架构中，数字人民币开发的第二层参与者数量和类型众多，既包括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也包括信息与电信服务提供商，还包括非现金支付服务先行者的各类电商平台。数字人民币采取动态、竞争性、多方案的双层技术与经营体系，正是利用了中国作为大国所具有的竞争与容错优势，以避免技术选择错误导致失败从而对金融和货币系统造成重大冲击。中国人口多，市场大，数字人民币在双层架构下可容纳多种技术方案，采取多方案并行开发和试点，实施竞争性、动态化的优胜劣汰演进机制，既可以保证金融系统和金融生态环境的稳定发展，也可以促进技术在竞争性演化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完善，从而避免垄断阻碍金融创新和新技术发展。

数字人民币发展依然面临挑战

数字人民币规划早、进展快，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先发优势。随着数字人民币进入公众视野和社会生活，势必会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扩大金融普惠性。同时，也有助于人民币突破物理和地域界限，提高人民币易获取性，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当然，随着数字人民币影响力和穿透力不断扩大，发展过程中也必然会遇到国内外各种挑战和制约。

从国内看，数字人民币发展仍面临市场、体制和技术约束

数字人民币发展可能会冲击现行金融结构和利益格局。虽然数字人民币力图在设计方面兼容现有金融体系，避免造成重大格局和利益调整，但在短期内对商业银行和支付机构的冲击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数字人民币可能导致“存款搬家”，一定程度减损商业银行利益；数字人民币作为新兴的支付工具可能会短期侵害现有第三方支付机构利益。因此，数字人民币顺利发行需要与当前的利益攸关方做好沟通与协调。

数字人民币发展可能会加剧货币政策执行的复杂性。例如，数字人民币会提高货币政策敏感性和金融资产流动性，降低各类资产与货币之间转换成本和银行资金来源中活期存款的稳定性，短期内可能会导致银行资金来源中定期存款、批发资金的占比提升，恶化银行资产负债表，提升负债成本。为此，我们需要在政策和制度上科学谨慎决策，在测试和试点过程中获取可靠的数据和信息，并基于此进行压力测试和仿真评估，在政策措施上制订预案，应对不测。

数字人民币发展可能会扩大金融监管边界，提高监管难度。例如，数字人民币有助于提高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作为私人数字货币的锚定货币的机会和实力，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但客观上也可能因引进国际金融市场和体系风险，而增加国内金融监管难度和复杂性。再如，数字人民币在技术上可能更方便地突破当前外汇管理方面的限制和政策，实现人民币与各类货币（包括法定和私人数字货币）之间自由兑换；但也可能扭曲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加汇率风险和外汇管理难度。监管机构在坚持审慎原则的前提下，可推行适度灵活的数字货币监管政策，通过监管科技、监管沙盒等创新手段构建中国特色数字货币监管体系。

数字人民币发展增加了金融系统的技术风险。数字货币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许多技术在理论和实践上还不成熟，尚未得到大规模应用证实，这也是数字人民币正式发行和落地过程中必须认真对待、充分考虑的因素。

从国际看，数字人民币须全方位参与争夺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话语权的激烈竞争

当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中，人民币一直被边缘化，地位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上升而增强。例如，2013年，美联储与英格兰银行、加拿大央行、日本央行、欧洲央行和瑞士央行之间设置长期且无额度限制的“C6货币互换协议”，并基于此设计了诸如“清迈协议”“欧洲货币联盟”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信贷额度”以及其他双边和区域性货币互换安排，以稳定全球货币与金融市场的流动性。2020年3月，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经济衰退，美联储进一步将总额4500亿美元的临时货币互换额度拓展为包括澳大利亚、巴西、韩国、墨西哥、新加坡、瑞典、丹麦、挪威和新西兰等九国央行（或货币当局）。

尽管中国是规模最大的美元储备国和美债债权人，但中美间既没有常设的货币互换协议，也没有临时性的货币互换安排。货币互换本质上是双方国家向对方让渡铸币权，中美两国没有货币互换协议安排，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民币与美元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竞争大于合作。尽管数字人民币在实践上走在世界前列，我国政府和央行也积极参与相关工作，贡献中国经验。然而，中国既没有参与FSB（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导的全球稳定币监管政策建议制定工作，也缺席在BIS/CPMI（国际清算银行/支付和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框架下多国央行组成的CBDC工作小组。因此，中国除了在国际货币金融层次结构上争取自身机会外，更应主动积极开辟新的空间，与更广泛的伙伴共同推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向公平、公正、合理、可信方向迈进。

近年来，数字美元在私人、民间和官方三个层面上都呈现加速推出态势。在私人层面，2020年4月，Libra白皮书（2.0版）正式计划推出基于单一法币的稳定币。2020年12月，Libra币更名为Diem币，并表示即将推出基于美元的稳定币Diem Dollar，私人形式的数字美元呼之欲出。在民间层面，2020年5月，数字美元基金会发布了《数字美元项目》白皮书，对数字美元的发行、架构、技术、场景和试点等进行设计和说明，勾勒出数字美元基本框架体系。在官方层面，2020年3月，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向国会提交的《保护消费者、租房者、房主和无家可归者法案》及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提出的《全民银行法案》都对数字美元及其钱包、成员银行、合格主体以及美联储权利义务进行了具体定义与规定，推动数字美元发展已成为美国国会重要议程和金融立法重要内容。

美元作为当今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货币，其数字化发展必然对数字人民币和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带来重要影响和挑战。数字美元的推出可能会进一步增强美元主导地位，客观上挤压了数字人民币国际化空间。数字人民币发行、流通有助于增强和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流通机制，推动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广泛应用和实施，提升国家金融安全水平。数字美元可能会对冲和削弱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和清算中的功能和作用，对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体系建设和我国金融安全带来新的挑战。

当然，央行数字货币毕竟是新生事物，中美等各国之间如果加强沟通合作交流，推动数字货币发展进程，促进各国金融基础设施改善和监管效率提升，则央行（法定）货币数字化发展将推动各国金融和经济发展，形成协同共生、合作共赢局面。

政策启示与建议

当前，数字人民币即将发行落地，但是内部仍面临立法与监管滞后、公众认知不足等诸多挑战；外部也面临包括各国央行数字货币在内的各类数字化货币（数字金融资产）竞争。我们需要做好各种预案，妥善应对。

制定和完善数字货币领域的法律框架和制度体系。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等货币金融领域的基础法，明确数字人民币与纸币和硬币具有同等法律地位。

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探索数字化环境下监管新模式。构建多部门多层级协同的立体化数字货币监管体系，明确分工，责权相称，避免监管重叠和监管缺位。

加强数字货币（金融）技术和规则构建的国际协同与合作。中国应主动与全球各国（地区）保持沟通和联系，掌握前沿科技，分享创新成果，推广数字钱包、身份认证、加密传输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经验，实现中国与世界各国数字货币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同时，加强跨境监管合作，建立和完善各国监管和执法机构之间国际协调和合作机制，重点对数字货币领域的反洗钱、反欺诈和恐怖融资展开有效的联合与协同监管。

加强技术研发和系统建设，防范数字货币运行风险。培育和构建数字人民币运营和发展生态环境，实现合作共赢发展格局；构建和完善基于数字人民币的新型数字化跨境支付体系，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水平。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

来源：银行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