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水，不足以形成海啸；一粒沙，不足以形成沙崩；一只蜜蜂，无法形成喧嚣的风暴。

然而，当个体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形成一个群体时，就会涌现出个体没有的属性。比如成千上万条小鱼如一头巨兽游动，如同一个整体，似乎受到不可控制的共同命运的约束。

这是凯文·凯利在《失控》一书中用“群氓的智慧”来表达的一种认识。

群氓，就是民众的意思。 一个人，就算天纵英才也无法造时势，但他能连接的人多了，就会被赋予更大的能量。

群氓可以创造历史，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超级有机体，更重要的是，它是智慧的集合体。

如果说互联网是一个连接万物的机器，可以从信息层面把人们连接起来，区块链则是一个赋能万物的机器。

区块链是一个貌似平凡的过程，但是有潜力改变人们和企业之间互相协作的方式。

可以把人从价值层面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可以进行大规模、高精度合作的智慧有机体。

《人类简史》一书中将人类的祖先定义为“智人”，智人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最强悍的。例如尼安德特人，他们的智商很可能比智人更高，体格也比智人更大，就单打独斗而言，比智人更加强悍。

然而，出于某种偶然或必然的原因，智人学会了更大规模的合作，并因为合作秩序的扩展而在生存竞争中胜出。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合作创造了人类。

古老的分布式管理系统

当一堆平凡的事物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从量变到质变，涌现全新的事物和现象。 比如蜜蜂，每一只蜜蜂的智商都不高，但是它们一旦组成了蜂群，却体现出极高的智能水平，《失控》一书将起定义为“涌现”。

然而，蜂群由谁统治，由谁发布命令，由谁预见未来？

研究发现，虽然蜂群有“蜂后”，但蜂后并不是指挥者。也就是说，蜂群并不是一个中心化组织。

那么，蜂群是如何实现自我治理的呢？

凯文·凯利这样描述： 当蜂群从蜂巢前面狭小的出口涌出时，蜂后只能跟着。蜂后的女儿负责选择蜂群应该在何时何地安顿下来。

五六只无名工蜂在前方侦察，核查可能安置蜂巢的树洞和墙洞。它们回来后，用约定的舞蹈向休息的蜂群报告。 在报告中，侦察员的舞蹈越复杂，说明它主张使用的地点越好。

接着，一些头目们根据舞蹈的复杂程度核查几个备选地点，并以加入侦察员一起舞蹈的方式表示同意。这就引导更多跟风者前往占上风的候选地点视察，回来之后再加入看法一致的侦察员的舞蹈，表达自己的选择。

除侦查员外，极少有蜜蜂会去探查多个地点。蜜蜂看到一条信息：“去那儿，那是个好地方。”它们去看过之后回来舞蹈说：“是的，真是个好地方。”

通过这种重复强调，所属意的地点吸引了更多的探访者，由此又有更多的探访者加入进来。

按照收益递增的法则，得票越多，反对越少。渐渐地，以滚雪球的方式形成一个大的群舞，成为舞曲终章的主宰。最大的蜂群获胜。

类似的常见古老分布式管理系统也适用于蚂蚁身上，相信在田野中长大的读者不会模式蚂蚁觅食的过程，如今结合智能社群概念回想起来，我们会惊叹于蚁群的智慧。

每个蚂蚁单独行动，搜集食物的信息，再汇集到一起不断调整路径，直到形成一条最优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的中央控制。

自律与管理的仿生学

那么，人类这种高级物种能不能向蚂蚁、蜜蜂学习，构造下一代网络系统？

或许，未来区块链技术会将所有的人与机器连接，通过区块链代币的投票、智能合约的执行，实现分布式自律与管理。这其实是一种管理上的仿生学。

现代公司、组织大多使用有层级关系的中心化管理系统，系统通过决策者方案的传达与执行来实现运转。然而，美国心理学家赫伯特·西蒙认为决策者是具有有限理性的行政人，不可能预见一切结果，只能在供选择的方案中选出一个“满意”的方案。

那么如何评判群众的智慧与个人的智慧？人群能否像蜂群一样高效率的协作？

《乌合之众》一书中描述了一项有趣的实验。

科学家请来将近5000人对半开坐在一个大剧场里，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传感器。大荧幕上投放一个乒乓球的游戏，2500人为一组，共同控制一个球拍，双方打乒乓球。

人们发现，球拍有的时候会按照自己的个人意志行动，但有的时候不会。很快人们适应了这种玩法，这5000人进行了一场欢乐的乒乓球赛。

实验者接着把难度调高，让5000人共同驾驶一架虚拟飞机，每个人都有权决定飞机的飞行轨迹和方向。

这时，群体智慧在飞机降落的时候似乎变成了不利因素，飞机几次降落都无法成功，最后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刻，5000人共同指挥这架飞机做了一个360°的大转弯。

《乌合之众》虽然缺乏科学性又有些偏激，但却反映了部分事实：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行动。

群体感情的狂暴，尤其是在异质性群体中间，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

这引发我们思考：群氓智慧的缺陷在哪里，潜力又在哪里？

智能社群

人是社会性动物，人与人的联合方式的扩展推动了社群的形成，也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与机遇。

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社群可以提升公民自律、自治精神，利于公民意识的形成。

然而人类的大脑皮层决定了人的意志的有限性。

最初的人类合作存在一个极限数量——约150人。如果没有过去的制度和技术创新，能够共同参与一项努力的人通常最多不超过150人——这就是人类学里著名的“邓巴数字”。

罗宾·邓巴是英国牛津大学的一名人类学家，他研究了各种不同形态的原始社会，并发现在那些村落中的人都在150名左右。这个发现被称为150定律。

罗宾·邓巴是根据猴子的智力与社交网络推断出该定律的。他认为，如果猴子的大脑皮层较大，它们的社会群体就会较大。经过对38组猴子进行计算研究，邓巴估计，人类处理社会关系的能力极致约为150人。

罗宾·邓巴通过考古发现，当一个原始部落的人口达到150人左右的时候，就意味着部落即将分裂。因为如果部落人口超过了150人，就已经超出了人类大脑管理幅度的极限。

现代人已经不在部落中生存，但仍未超越这个“带宽”：罗宾让一些居住在大都市的人列出一张与其交往的所有人的名单，结果他们名单上的人数大约都在150人。

又如，你计划组织一个150人的线上社群，你可以很容易记住大家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特点。但如果你要组织一个300人或500人的线上社群，你很可能忘记很多名字，并弄不清他们具有什么能力。

受“社会通路容量”制约，人类的大脑只能处理150人以内的群体关系，也就是说，当一个群体的活跃人数超过150人时，群体对成员的影响力就开始下降。

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村庄到罗马帝国的小股部队，都是围绕着“邓巴数字”来进行组织的。当人们要与150个以上的人处理关系时，就会觉得越来越没效率。

但这并不能够证明“邓巴数字”不可超越。

通过互联网社交软件，我们已经证明了人类是可以突破这个数字的，只是存在“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区别。

在信息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发明已经扩大了人们的社交范围。在价值互联网时代，区块链，尤其是公链，将进一步增强社会可扩展性。通过区块链这种价值网络，我们可以构建更大规模的强关系。

如果把智能货币（数字法币）视为区块链经济1.0版本，它对应于货币；把智能合约视为区块链经济2.0版本，它对应于契约。

那么，什么才有资格成为区块链经济3.0呢？股份制公司对应于区块链上的分布式自治组织，而“智能社群”又是对公司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