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进一步降低Web3的进入门槛，让更多人了解并使用到Web3的产品，才可能在香港发展出蓬勃的虚拟资产行业和生态圈。

近日，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在香港金融科技周上发布了《有关香港虚拟资产发展的政策宣言》，成为近期Web3圈子最热点的话题之一。

今年的香港金融科技周和往年相比，现场也多了不少Web3从业者的身影，NFT创业者付饶便是其中一个。

在活动现场，香港政府首次发行了金融科技周NFT。付饶是第58个领取到这个NFT的用户。据他透露，“现场其实很少人去领这个NFT，我看现在一共才被领走了103个，到现场的人怎么着也得有好几千吧。”

从香港金融科技周NFT的领取情况来看，付饶认为真实的虚拟资产“出圈”速度，远没有一纸政策激起的一时波澜大。

“估计是领取方式还有点繁琐，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操作。”

在《链新》对话的几位香港Web3创业者和从业者看来，只有进一步降低Web3的进入门槛，让更多人了解并使用到Web3的产品，才可能在香港发展出蓬勃的虚拟资产行业和生态圈。这也正是从业者们和港府政一致努力的方向。

Web3在香港普及：从明星带货到NFT ATM落地

10月初，在香港发布虚拟资产发展政策宣言的不久前，付饶刚从内地返回香港。

2017年，付饶从内地的央企辞职来到香港，开始接触区块链行业，从最早的看币、链、矿、交易所各类项目的投资机会，到后来创业成立区块链智库研究院香港国际新经济研究院。

2019年，付饶成为最早一批在香港发行NFT的人，其中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帮周星驰的12部电影中的经典桥段制作NFT，后来由于市场问题，项目中止。

“那时候还没有NFT这个名词，而是叫ERC-721和ERC-1155。”付饶认为，和欧美地区CryptoPunks、无聊猿等项目相比，香港其实很早就在NFT方面做出了探索，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香港并不落伍。

由于疫情，付饶之后回深圳待了两年。这次到香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付饶已经洽谈了三家非常有意向发行NFT的机构，有珠宝商、展演票务和本土运动连锁品牌。

能在香港这么顺利开展业务，跟近年来NFT在本土品牌和公众中的认可度不断提升有很大关系。NFT在街上移动的巴士广告上经常可见，太古广场可以直接刷信用卡购买NFT，“投资NFT赚了多少钱”、“你又买了什么NFT”逐渐成为更多年轻人群体见面聊天的话题。

付饶对此深有感触：“这次回到香港，发现Web3的小环境非常活跃。大家在做的事情是想着怎么让Web3更加出圈，让原来不是Web3用户开始成为Web3的用户。”

香港的NFT氛围形成其实有迹可循，从余文乐、陈冠希等多位香港明星投资NFT在新闻媒体上轮番播出，到近期周星驰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在漆黑中找寻鲜明出众的Web3人才”的招聘帖，本土公众人物对新事物的普及起到了助推作用。

为NFT概念在香港的普及做出贡献的，还有公共场所中不断涌现的NFT ATM机。这是另一位Web3创业者Ricky Lo正在做的事情，即如何通过实体的、线下的NFT ATM降低Web3生态的进入门槛。

在进入Web3领域之前，Ricky已经沉淀了7、8年在香港本土发展移动支付的创业经验。当年手把手教店铺收银员识别蓝色标志是支付宝、绿色图案是微信支付，为香港金融业往线上转型奠定了重要基础，也给Ricky找到用线下方式推广虚拟资产交易业务的灵感。

今年的香港Digital Art Fair艺术展会，从10月20日至11月6日持续展出。Ricky的公司团队 Hunter和合作方DARTrader在展会上搬来了NFT ATM，为Web3艺术的普及做出了新的尝试。展会期间，Ricky的团队推出了自定义头像的NFT，在两周时间里总共免费派发出了1000多个。

此外，在NFT ATM上有一款寄售1000个、叫Schoolio的NFT也卖得很好，销量已经超过了一半。Schoolio是一款由香港7家中学组成的联盟共同推出的NFT，该中学联盟的毕业生购买这款NFT，不仅可以得到学校毕业生身份的认证，还可以参加学校联盟的线下活动和学术活动。

Ricky表示，线下的NFT ATM，开发初衷并不是针对原本就已经是Web3的老用户，而是“小白”们。

在NFT ATM上购买的用户不一定需要钱包，也可以用手机号来买，购买完成之后，用户手机会收到一条附有NFT地址链接的短信，整个流程操作下来只需要几十秒的时间，大大降低了NFT新手们的进入门槛。

目前，这样的NFT ATM已经在香港30个地点有布局，学校、餐厅、酒吧、商场、共创空间，每个地方投放的NFT ATM所提供的NFT选择也会有侧重。

传统金融人士转型进入加密圈

Ricky在香港做NFT ATM创业的一个便利之处是，在香港设立ATM并不受金融牌照限制。

放眼全球，香港都是首屈一指的金融服务业“特长生”。在传统金融领域，香港和纽约、伦敦共同组成的地理位置正好覆盖了全球24小时的交易时间，成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也让香港聚集了大量的金融人才。

2018年，有着统计学专业背景的Joey在香港读研。毕业之际，原本摆在自己面前有很多传统金融领域工作的选择，投行、券商，但Joey最后进入了当时还不为大多数同班同学所广泛认可的加密行业。

Joey顺利进入了一家主流加密货币交易所做量化交易。单纯从二级市场交易的角度来看，传统金融行业对从业者交易行为存在条条框框的合规约束，而加密行业给了每个从业者更多的个体机会。除了丰富了自己的交易策略，Joey还接触到了加密货币圈的基本面，开始了解区块链以及各个加密货币项目背后所代表的技术。

Joey的大部分同学毕业之后选择进入传统金融领域，彼时他们对加密货币并不了解也没有意愿去主动了解，抑或是保持观望态度。但是比特币第三次减半之后，加密货币总体市值不断创下新高，有不少朋友开始向Joey咨询投资渠道，甚至主动涉足DEFI。单纯从现象上看，这个行业逐渐被更多人熟知和接受，尽管一部分人可能仅仅是一时fomo，但也有一部分人沉淀了下来。总体而言，香港人对加密货币的态度相较之前更加开放和积极了。

Joey表示：“预测是交易员工作中的重要一环，而行业的预测对于交易行为也具有指导意义。一般而言，高技术人才涌入是行业发展积极的信号，而目前可见的是，越来越多的名校毕业生去向了web3赛道。”

香港发展Web3得天独厚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有更多的金融人才在转型加密行业，也包括这里的人金融素养和投资意识比较高。

付饶表示，虽然香港本土人口总量少，只有700多万，但单个客户的价值非常高。

从一个普通的个体投资人角度来看，Joey感受到的最大便利是资本流动，即出入金比较自由，例如，香港身份可以获得很多加密交易所的KYC（身份审核）。

在这次虚拟资产发展的政策宣言出来之前，香港对整个行业的态度还比较模糊，很多散户很想参与虚拟货币买卖但又怕会有触犯法律的风险。

在Ricky推出的NFT ATM，之前不仅可以交易NFT，还可以买卖到一些主流加密货币，但是之前政府态度还没有很明朗的情况下，Ricky怕有麻烦就没有在NFT ATM上大力推广加密货币交易。

Ricky提到：“年初就有新闻说港府会推出虚拟货币的相关牌照，但是牌照申请的门槛好像很高，当时根据这个新闻我们就没有大力推广，甚至一部分ATM直接把加密货币买卖功能下架了。”

《有关香港虚拟资产发展的政策宣言》提到：“我们留意到环球投资者（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零售投资者）接受虚拟资产是一种可作投资配置的资产。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将会就新发牌制度下零售投资者可买卖虚拟资产的适当程度展开公众咨询。”

Ricky认为，政策宣言是利好散户参与加密货币交易的，任何一个人都将有机会参与到其中，这是降低Web3门槛的必要举措。

出走新加坡还是留在香港？

今年上半年以来，Joey身边已经有五六个同行去了新加坡工作。有一些同行是在全球化布局的Web3机构工作，因为岗位地点调动去了新加坡，也有一些是因为机构本身迁往了海外布局。

Joey工作所在的交易所平台，目前在东南亚国家大规模招人，新加坡、泰国连续推出了一些加密行业的利好政策，再加上东南亚很多国家的人力成本更低廉，直接对香港发展加密行业构成了威胁。因此，她认为香港政府这次推出的政策宣言，也可能是出于这段时间以来资本和人才外流的一种补救性措施。

Joey也不排除去其他国家或地区从事Web3的可能性，尽管香港发布的政策在说法上力度还是挺大的，但具体实施情况如何还有待观察。

Joey一直觉得香港的加密圈有种“不温不火”的气候——这里不是全球圈子内最瞩目的中心，但也有那么一群人一直在做事情。

事实上，全球第一大市值稳定币USDT的母公司Tether、知名交易所Bitfinix和FTX，不少加密领域的巨头项目都是在香港起家，近年来，香港本土还诞生了不少新的区块链领域初创企业和加密投资机构。这些都证明了香港地区有孵化Web3的潜力。

Joey还会在香港待一段时间，之后可能考虑换一个地方。“对整个加密行业我是长期看好的，但对location我持开放态度。”

Ricky也感受到这一两年身边去海外发展的朋友越来越多，有去新加坡的、迪拜的，还有一些去了第三世界国家。Ricky认为，过去一年香港在政策态度上比较模糊，而新加坡比香港提早了半年给出了明确的积极信号，这确实吸引了一波人过去，但疫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新加坡已经放开了，不用隔离也不用戴口罩，因此不完全是政策“引力波”的作用。

Ricky会选择立足香港，再把业务拓展到海外。目前，NFT ATM除了在香港本土有投放，在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和欧洲都有一些合作方，明年的重点任务就包括和柬埔寨领事馆合作，在当地旅游胜地投放NFT ATM。

这两年，付饶也经常往返香港新加坡两地，他觉得两地之间的流动本来就很频繁，很正常，而香港无论在上市公司数量和资本活跃度方面，都比新加坡要有更多的优势。

“可能9月份举行了TOKEN2049这个大会，从各地吸引了一批人跑去新加坡，但是能不能把资本留下来是另一回事。大家都去那里开了个办公室，我感觉在这一波中最获利的或许是当地的房地产中介、猎头和会计师律师。”

10月31日香港发布虚拟资产发展政策宣言的当天，付饶参加了一场香港重磅加密新政解读的线上活动，孙宇晨在活动上表态说这个政策出了之后，他要从新加坡回到香港。“不知道他是不是认真的，但确实有这么个表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