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带来了一系列的货币新需求，这些新需求汇聚起来，伸展开去，出现了货币新形态。那么，如何理解货币形态及其新变化呢？

货币形态的“新”与“旧”

货币的“新”与“旧”是相对的，同一区域、不同时期，也会出现旧的货币形态“复归”“复活”的现象。历史地看，货币形态是根据现实经济状况的需要，适应性地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变化，是为常态。

社会经济总的历史趋势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货币形态也从实物性的货币，到金属铸币，再到纸币，进而成为银行记账货币，如此阶段性地变化发展。全球来看，实物货币作为特例还在个别地理范围或特定场景下存在；金属铸币基本上为硬币所替代，且在流通中日趋减少，许多小单位的硬币已不再发行，甚至事实上退出了流通；纸币还在广泛使用，但是银行电子货币事实上已经能够更大范围地替代纸币了。

不难发现，现实货币体系往往是多种形态并存的，并不是以绝对单一的形态存在并流通着。从金属铸币到银行硬币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纸币到银行纸币有千余年的历史，即便说银行间电子记账或支付手段也存在百余年，开始大范围普及到个人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可以说，一种新的货币形态的出现，首先要与旧货币形态和谐共处，适应性地发展，各种货币形态之间有冲突也有妥协，在共同满足社会经济体系变化发展中，各自有所进退，彼此相互间有所替代地出现一系列的结构性变化。因此，认为货币新形态完全取代旧货币形态的观点，既不符合货币史实，也不存在现实可能性。

必须明确的是，所谓的货币形态，是一种货币的事实状态，并非未来的可能性，即货币形态是已经发生的、实然的，不是假设的、虚置的。因此，关于货币未来形态的设计、技术，或者观念的阐释，都是货币假想或幻想，并非实然的货币形态。把头脑中的某些货币构想，认定为现实中的可流通的货币形态，进而宣称新货币形态的发生，只是一种无端的臆想。货币史上，将货币假想引入到现实的货币体系中来，进而造成货币危机甚或灾难的不乏其例。

货币形态不是物理性的

对于货币形态的理解，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同流通中货币载体直接联系在一起，或者以通货的物理性状来标识，这是一大误解。比如，电子币并非是所谓的电子形态的货币，而是电子形态发出的货币记账指令。个人刷卡消费时，只是通过电子手段发出了支付记账指令，是否支付，如何记账等，完全交由银行体系后台来进行处理。严格来说，只存在电子货币指令，而并不存在所谓的“电子货币”。

不同物理形态的货币，如金属铸币、纸币、电子货币，各有其流通的特点，货币历史总的进程是货币载体逐步脱离物理形态的约束。纸币面额大小完全不受物理性状的限制，银行票据更是如此，这就表明，货币在纸币阶段就已经在本质上摆脱了货币的物理形态的约束了。因此，通过货币材料确定货币形态已成为“过去式”了。

诚如凯恩斯所言，“现代货币，是账户货币。”账户货币或记账货币，其物理性状是不重要的，或者说根本无所谓物理性状。货币的形态是由账户的记账规则决定的。各种银行票据是记账指令或记账货币，电子货币是记账指令，纸币在流通中与金属币几乎没有差异，与金属币最大的不同是，纸币必然要阶段性地流回到银行机构，而铸币或硬币则无须如此。也就是说，只有硬币可以完全脱离银行记账体系，纸币是不完全脱离银行记账体系，而银行票据及电子货币完全不能脱离银行记账体系。

如此来看，社会经济体系中的现实货币形态可以分为三类：完全脱离银行账户及记账体系的硬币；不完全脱离银行账户记账体系的纸币；银行票据及电子卡片等完全银行账户记账货币。趋势上看，银行账户记账体系下的货币形态是主导。

货币形态也不是价值性的

早在纸币的面额脱离了物理约束之前，金属铸币通过面额的标示，也在力图摆脱物理性的约束，在中国货币史上，即所谓的“大钱”或“小钱”。账户货币完全摆脱了“物理约束”，同时也就摆脱了“价值约束”。银行货币的价值稳定性与其发行量密切相关，而窗口兑换贵金属的保障很快废止了。现代货币的稳定性是建立在发行或流通量的基础之上，而非建立在价值的稳定性上。

当然，从价值稳定到数量稳定，有一个历史性的过渡期。这一过渡期在20世纪浓缩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及其垮塌。然而，放开视野来看，诸如俄国早在帝俄时代便已经进入到不兑现纸币阶段，更早的是中国历史上女真人创立的金朝自始便发行与运行不兑现纸币。

摆脱物理形态约束，进而摆脱兑现约束，纸币的发行与运行，依靠数量约束。应当说，进入到中央银行时代，货币运行才有了可靠的方法来稳定其数量。账户货币的数量稳定，也存在一个绝对稳定到相对稳定的进程，近些年来发生了一个动态调整与平衡的实践过程，即数量的总量稳定向增量稳定的拓展。最具代表性的是，由斯坦福大学的约翰.泰勒于1993年根据美国货币政策的实际经验，确定的一种短期利率调整的规则。泰勒规则所致力实现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已经渐渐为各中央银行所参考与接受。

由此来看，政治经济学时代本质上作为解释性的货币价值学说，在实践中，已经为中央银行时代的数量说所取代，且从刻板的总量说转趋为稳定增量的政策实践所超越。

货币形态与“记账规则”

金属铸币时代，产生了较为稳定的货币记账单位，记账活动有了明确的依据；纸币时代，金属铸币的记账单位被继承下来，铸币与纸币的兑换关系借助于价值稳定的约束稳定了下来；最终在银行时代，转化为纸币与硬币的稳固关系，且纸币作为主币，而硬币称为辅币。纸币的运行遵行自身的记账规则，而硬币作为辅币遵循纸币的记账规则，但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硬币虽仍旧保留铸币的流通惯性，但往往只是涉及小额交易或辅助性的支付手段，由此也较少涉及记账。银行时代，货币完全账户化，账户活动技术上完全取代了铸币时代的活动流转，记账活动的复杂性和极高效率，是铸币时代无法企及的。特别须明确的是，财务记账活动成为货币流转的主要的内容，企业的银行账户活动已经不能完全复归到铸币活动的层面了。比如说，企业的应收账款的流转，完全是记账活动，而非铸币时代的货币流转了。

至此，货币形态不可从物理意义上作狭义理解，也无从价值层面上作抽象理解，更无法拘泥于僵硬的数学公式作推导，货币形态是现实中货币记账规则体系下的产物。现代货币是账户货币，本意在于货币活动及其流转主要采用的记账活动。就个人端而言，银行票据、储蓄存折、所谓的“电子货币”等等，都是银行货币的记账环节、工具或指令，而纸币现钞与硬币，日益沦为银行货币记账活动的辅助性的手段或补充。“完全脱离”银行记账活动的货币活动的部分，虽仍然存在，但是已经处于强监管之下。货币记账活动在不同层次上存在着，也存在许多的记账环节，个人的体验往往是片面的、局部的。

实物货币、金属铸币，以及纸币的发行与流通的规则各不相同，这往往被解释为是由流通货币的物理形态或其性状的不同所决定的，或者是抽象的价值可以将不同的货币形态“统合在一起”。但是，为什么经济社会选择不同物理形态的通货呢？这是由现实经济变化所导致的货币需求的变化所决定的，而货币需求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比如说，应收账款可实现流转，在铸币时代ye是难以实现的，更是无法想象的，那一阶段，类似情况须借助于相应的法律安排，作为作为债权的的转移，而非账目的有效安排。可以说，“价值保障”，被理解为其发行依据、流通依据，根本来说，是记账依据问题。根本而言，这个记账依据必须从账户记账体系来理解，而不是照搬贵金属的流通逻辑。

两个主体之间的支付往来，可发生一笔记账关系，这是两者同处于一个账户体系内才发生的情况，那就存在账户开立与维护、记账指令、记账人、记账规则等一系列的问题。谁来保障这一账户体系的运行呢？如果这些做不到，就采用铸币流转的方式，记账成为辅助性的；如果不同铸币之间还是不能很好地流通，就采用贵金属流转的方式，记账完全是单方的行为。将货币形态的变化浓缩了币材的演变，是一种非常简略易识的表达，但是往往将货币的账户属性和记账规则的变化省略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正是将纷繁复杂、彼此割裂的账户关系和记账规则简单化、标准化，从而极大地推进经济关系的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形态变化的本质，即记账规则体系的变化。

记账规则体系是指，账户开立、记账人、记账指令，以及记账规则等一系列的规范组成。现而今，记账规则体系主要就是银行账户体系。所谓的旧钞、旧币退出流通，这不完全是法令的禁止，更是其与现行的记账规则体系不相容的结果。只有记账规则体系本身发生变化，货币的形态才发生变化。

现行货币形态，即银行货币。银行账户体系中功能最为强大、范围最为广泛的、内容最为庞杂、规模最为巨大的部分集中在企业账户一端。也就是说，银行货币的主要运转在以企业为主角的体系中，个人是这个体系的相对次要的部分。银行体系的终止固然对个人的经济生活带来根本变化，但对企业的存续而言则是决定性的，如果将银行货币体系拉低到个人功能水平，则不仅企业体系难以为继，银行体系自身也将坍缩瓦解掉。可以说，银行货币的记账规则体系是建立在企业账户体系的基础之上。这也就是说，银行货币的形态变化将取决于企业端需求的变化，而非个人端。

货币新形态标志着新的记账规则体系

数字经济对于货币形态提出了新的要求，亦即记账规则体系需要适时做出适应性调整。主要看来，从流转、支付的视角来看，就是要实现“ 全员、全时、实时、全额、全距离”的货币流通，亦即实现个人居民家庭、企业，及政府各经济部门的全覆盖；24小时无缝的货币流转记账安排；无隔夜、无时滞的实时记账安排；全额货币资金流转，无需作信用支付或清算安排；不存在同城异地的差异化处理，一律视作本地同城而记账安排。更为重要的是，新形态的货币安排近乎零手续费及零利息收入。

货币形态的新变化，亦即程序驱动的数字账户体系及其数字化的记账规则体系的逐步而全面地确立。